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震撼！当今中国人的生活实际比非洲比民国都差 Wed Aug 31, 2011 11:05 p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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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摘要 :
而
1950年以后，一直到70年代前半期，中国老百姓生活其实还不如国民党时代。很多人不去比他们爷爷辈年轻时的生活水平，不去比国民党20年代、30年代
的生活水平，而是把今天和50年代的非常低的水平去比，然后寻找一种满足感。这种满足感相当程度上是心里上的自我安慰，并不是真实的。所谓真实就是说，我
们要比的应该是比100年前，90年前的，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。那时候比现在还好，购买力比现在强多了。一个防治女工一个月有大洋，当时的袁大头，有
银元，一个月有十几块，十几块可以买几千斤米。
....
今天中国老百姓很多城市里的居民，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这个数，购买力还没有这么强。所以，实际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经过一个倒马鞍型，一个U字性。
就是 50年代，和60年代是中国最差的年代，就是上个世纪最差的时代，那么，把现在和那个时候比，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无知，对真实的一种回避。
那么，中国的水平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这个标准其实不能够关起门来用共产党宣传的那套眼光去看，而是要用国际标准。我这里举一个国际标准，我专门做过
一个计算，2007年的时候，中国全国农村居民的生活费收入大概是每天是8块人民币左右，按当时的汇率计算，合1.6美元，那个这个水平是高还是低呢？这
里有一个国际标准，那就是世界银行在2005年的时候，公布过世界银行测定的世界各国的贫困线，贫困线标准是2005年，如果任何一个国家，国民的人均生
活支出低于1.25美元，这个国家的国民就算处于贫困线以下。那么，按照这个国际标准来讲的话，2007年的时候，中国全国农村农民平均下来，他们的生活
水平就处在全世界的贫困线以下。这能说是中国的农村有巨大的进步么？这只能说是比50年代农民饿死的时候好一点，能够吃上饭了，但决不是说，老百姓已经过
上了所谓的幸福生活。因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，按国际标准来看的贫困线，生活在这样一个贫困线之下，无论如何不能讲这是讲幸福。那是世界上各国、发达国家要
去援助、救助的对象，是处于一种很可怜的状态。
那么，2005年的时候，世界银行公布的贫困人口绝大部分在什么国家呢？多半是在非洲的战乱的国家，那些打内战的国家，部族发生冲突的国家。中国并
没有国内战争。中国是所谓“发展是硬道理”的这么一个国家，已经强调多少年的连续的高速发展了。为什么高速发展了20、30年，农村的7、8亿人民他们的
人均生活水平还处在国际的贫困线之下。这说明一个问题，中国的制度其实存在严重的问题。老百姓不能够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到好处，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。
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是最新的例子。今年7月1号，中共政府宣布城市居民、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，从2000块提升到3500块，财政部把提升以
后的纳税人口减少作为他们的工作成就来宣传，于是就提供了一个数字，我根据他们的测算，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每个月3500块这个标准确定了以后，测算下来
的结果是：中国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人口从8000万减少的2400万。但是，财政部在做这个宣传的时候忘了另外一个道理，那就是一个国家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
点，通常是这个国家温饱线的下线。凡是在民主国家生活过，交纳过所得税的人都知道，如果一个家庭的月收入或者年收入，低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，那么这个家庭
是属于政府要给予一定的补贴，是属于处在温饱线边缘的状态，就是勉强温饱的状态，谈不上生活好。那么，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去看的话，中国的全国的劳动力是将
近8
亿，居然只有2400万的人生活在温饱线边缘以上，剩下的98％的劳动力都生活在温饱线以下，这样的生活状态，这样的购买力，能够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，
老百姓从做的越来越大的饼当中分到了很多么？其实恰恰相反，它说明老百姓分到的越来越少了，经济增长的成果全部落在了政府的口袋里。所以，从中国的国家统
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，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占整个经济的比例已经从80年代的50％左右缩减到现在的35％。换句话讲，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，使老百姓的消费能
力相对的来讲是在萎缩当中的。
《希望之声》国际广播电台《中国观察》。本节目由特约评论员，著名经济学家，中国问题专家何清涟、程晓农，为您解析中国经济、社会万象。我是主持人俞珊。
主持人：程老师您好！
程晓农：您好！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好！
主持人：仔细观察不难发现，今天高度评价中国模式的人，往往都把眼光投向北京、上海以及一些沿海城市那超过纽约、伦
敦的都市建设，豪华的地铁、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，高速铁路等，很少关注百姓的基本权利有没有得到保障、生活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等等，即便提到对方也会认
为，那些都不重要，毕竟国家强大了，这是为什么？难道仅靠豪华的都市建设就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强大吗？
程晓农：我想这种观点，就是重视城市的高楼大厦还有城市的公共设施，把它看做一个国家发达标志，用这种观点来看的人
基本都是从社会主义国家来的，或者是从共产党国家来的。因为在这些国家人们从小被灌输的就是要从城市的建筑、街道、公共设施、还有铁路、飞机，如果这是个
男的，可能还加上对军事力量的崇拜等等，从这些方面来看一个国家是不是强大。但是，换一个角度，如果你去一个民主国家，那个看法就完全不一样了，特别是欧
美国家的民主社会的老百姓，他们的看法是正好相反。他们不认为哪个城市新建一栋高楼就代表这个国家强大，因为这些人生活在民主国家多少代，他们很清楚的知
道，在一个民主国家，国家强大不强大就反映着老百姓生活水平是不是比较高。
实际上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观点。因为公共设施虽然有帮助老百姓方便的一面，但同时它也是用公款修建的。那么，可以
想象得到，如果用庞大的公款来修建政府的办公大楼，比方讲中国现在的高铁，铁道部花了两万亿的投资在修高铁，如果继续修下去还得花一、两万亿。这些庞大的
钱，我们先不讨论它的浪费。光是这个庞大的投资，它必然挤掉政府用来关心民生的一些基本的开支。比方讲，国家的教育系统，福利系统，医疗系统，还有老百姓
最低工资，失业补助等等。所以，实际上当一个国家政府太有钱的时候，政府大笔花钱的时候，那它势必减少对老百姓民生方面的开支。所以，这笔钱到底是用在民
生上好，还是用在面子工程上，在不同的国家是有不同的看法。民主国家的老百姓认为，他们是选民，他们是国家的主人，所以他们有权来就此发表意见。老百姓可
以通过选举把总统或者总理选掉，然后换一个他们认为相对满意一些的总统或总理。同样任何一个城市的市长，都不敢违背选民的意愿，擅自动用公款修建庞大的工
程说是为了我们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。
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，山东一个县级市还是一个地级市的市长，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城市去访问。他也见到了加
州市的市长，中国的这位市长很大方的说，我邀请你到中国去访问，一切费用我们全包了。然后美国的市长就说，很抱歉，我没有办法邀请你来，因为我花的每一分
钱都得选民同意。他说，我们没有邀请外国市长到我们这儿开支的任何一笔费用。这个小故事在中国网上流传过，它说明一个问题，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级干部，
只要他掌权，他都有权动用公款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。比方讲，中国市长觉得，我能邀请一个美国市长到我这儿来访问，这是我这个市长的面子和荣耀，所以花公
款那是理所当然的。用不着征求老百姓的同意。因为在中国，国家的主人就是干部，并不是老百姓。老百姓只不过是政府经常挂在嘴上、口头上的一个空洞的国家主
人，没有任何权力。
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两个社会生长出来的老百姓对怎样使用公款有完全相反的看法。民主国家老百姓并不认为，一个城市修
的富丽堂皇就是国家强大的标志。但是，社会国家的人很容易就这样想，这种想法本质上讲是政府宣传下的误导。大量的税收交给政府，然后政府任意的花用，老百
姓还不觉得政府乱花了钱，反而觉得是自己的面子。这种想法说起来是有点荒谬，但是如果一个人不在民主社会生活久了，他是很难形成一个民主国家公民的观念和
公民的意识。所以，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公民的认识水准的问题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中国的老百姓其实他不够公民的资格，因为他连选举权都没有、言论自由、政治权
力等等全都不具备，没有这些权力的人谈不上是公民。中国老百姓还有一句话，经常把市长、镇长叫做父母官，那意思是我们在市长面前都是儿子，都是孙子，你们
才是我们的父母。你们养活了我们，你们做一点小事我们都要感谢你们。
但是，反过来在西方国家，没有一个老百姓会认为一个镇长或者市长是他们的父母官。首先，父母官这个词在西方就不被认
可。所以，在中国其实老百姓的观念是相当混乱的。比方讲，到底人民和官员到底谁是谁的主宰？官方宣传上经常讲，说我们党的各级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，然后讲
邓小平是人民的好儿子。可是实际上，人民的命运又主宰在邓小平这样的官员手里头。所以就出现了父母的命运被儿子主宰。这到底人民和官员谁是父母谁是儿子，
在这个问题上，在中国是一盘糊涂帐。
我们把话讲回来，讲到公共工程的修建。社会主义国家的老百姓很容易被共产党这种宣传所迷惑。除了宣传本身强调一个国
家强大与否要看公共设施外，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共产党国家的政府手头掌握的财权，不需要老百姓认可。所以，政府可以不顾老百姓的需要任意动用这些资源，在最
短时间内完成任何项目。所以，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它花钱是最有效率的，就是它花钱最爽快，不需要任何人同意。只要干部们自己批准就行了。比如市长，他经常说
我一句话这事就办了，那意思就是那几亿，几十亿，甚至几百亿的投资，他一句话就决定了。谁也不能反驳。至于这个钱是不是被贪污了，是不是被糟蹋了。是不是
该投资，是不是老百姓的生活还有更多的方面需要去增加支出。这些，官员可以完全置之不顾。所以，在社会主义国家，公共工程常常是修建的非常漂亮的。
我先举中国本身的例子。比方讲，1959年，中国开始大跃进，农村的生活非常困苦。然后紧跟着出现三年大饥荒。在三年大饥荒当中，全国老百姓饿死，全国农村饿死将近2、3千万，有的专家统计是3、4千万农民仅仅是因为没有粮食吃。
那么，与此同时，中国当时在做两件事，一件是，北京在做十大工程。从包括现在的人民大会堂，老北京火车站，还有民族
文化官等十大建筑，是改善北京市容的。这十大建筑是在最短的时间内，两、三年内全部完工。那么，完工的时间正好是中国人大批饿死的时候，中共政府绝没有说
我看着老百姓饿死，我把钱省下来，把工程停下来，先让老百姓吃上饭，少饿死一些人。在中共政府眼中，老百姓饿死并不重要，老百姓的生命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
政府的面子。所以，十大工程就是在大饥荒过程当中建起来的。用的可以这样讲是老百姓的血汗钱，生命钱。
另一方面，中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出口大量的农产品，换取黄金，换取一些用于研究原子弹、导弹的高精尖设备，发展原
子弹和导弹。中国当时人口可以有1、2千万人不用饿死，只要把这笔钱用来进口粮食，那么老百姓的命就救下来了。但是，当时中共政府的态度是，宁可饿死中国
老百姓，也要把原子弹造出来，也要把北京的十大建筑建起来。当时，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有一句名言说，中国人民就是脱了裤子，就是没有裤子穿了，我们也得把
原子弹造出来。这个话讲的好像是豪气万丈，有些中国人傻傻的认为，他这个话讲出了我们中国人民的心声。其实，如果这个话讲的是陈毅自己家的儿女们要是饿死
了，陈毅本人没有裤子穿，他也要造原子弹，那这话还讲的还差不多。实际上他饿死的中国老百姓，是那些没有发言权的，在农村苦苦的等着那么最后几粒救命的粮
食而等不到，最后活活饿死，甚至于出现了父母饿的没办法了，把死去的小孩的肉拿来吃。所以刘少奇后来讲过，说人相食要上书的，意思就是说，中国历史上什么
时候出现了一个朝代，老百姓互相吃自己家族的人肉了，这样的历史的惨状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成就。但是，中国的老百姓在当时就愚昧的被政府骗了，然后相信了中
共政府造原子弹，造导弹，造十大建筑这些成就都是很巨大的。
那么，这种现象也不是在中国才独有的，其实苏联也一样。我个人曾经到苏联去过多次，待过相当长的时间，对彼得堡，就
现在的圣彼得堡，当年叫列宁格勒，还有莫斯科，大量的豪华建筑深有印象。另外，莫斯科的地铁到今天还是非常豪华的。那么，建立这些房子和地铁的年代就是苏
联的二战以后开始的。所以，当时的苏联在二战以后集中国力修建大批的豪华建筑。这些建筑还有地铁的标准按四十年代末期，五十年代当时的国际标准来衡量，都
是名列世界前茅的。。所以，按当时的苏联和欧美国家比较，苏联似乎是最强大的国家。因为它能够从最短时间内建成这样大的工程。但事实上，后来证明，苏联只
不过是把老百姓的生活扔在一边不管，让老百姓勒紧裤腰带，然后政府把钱集中起来盖这些工程了。这个到底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是社会主义的毛病，这是一个很
值得深思的问题。我个人不认为共产党国家的这种做法证明了这些国家的强大，相反，它证明了这些国家仍然处在专制统治里头。
主持人：中共政府一直有一种说法，就是，经济增长得快一些，国民收入的“饼”做得大一些，大多数人便能从中获益。但实际情况我们看到的是，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益的只是一小部分权贵，而大多数国民却获益很少，这是为什么？
程
晓农：首先说明一点，很多中国人经常把现在和五十年代最贫困时候的生活做对比，觉得现在总算能吃饱饭了，似乎只要吃饱饭了，中国老百姓就幸福了。这个标准
太低了，说的难听一点就是太贱了。为什么呢？其实，五十年代中国人的生活水准低，很多情况下低于国民党时代。有一些历史学家查阅了民国时期，国民党时代，
二十年代、三十年代当时城市的工人生活。比方讲，一个纺织厂的工人或者邮局的小职员。当时他们的收入水平，按购买力来讲，比今天的很多同类的人要高的多。
也就是说，在二、三十年代，工人如果有一份城市的工厂或者一个机构里工作的薪水的话，那它的生活水平比今天并不差。
而1950年以后，一直到70年代前半期，中国老百姓生活其实还不如国民党时代。很多人不去比他们爷爷辈年轻时的生
活水平，不去比国民党20年代、30年代的生活水平，而是把今天和50年代的非常低的水平去比，然后寻找一种满足感。这种满足感相当程度上是心里上的自我
安慰，并不是真实的。所谓真实就是说，我们要比的应该是比
100年前，90年前的，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。那时候比现在还好，购买力比现在强多了。一个防治女工一个月有大洋，当时的袁大头，有银元，一个月有十
几块，十几块可以买几千斤米。
今天中国老百姓很多城市里的居民，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这个数，购买力还没有这么强。所以，实际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
经过一个倒马鞍型，一个U字性。就是50年代，和60年代是中国最差的年代，就是上个世纪最差的时代，那么，把现在和那个时候比，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无知，
对真实的一种回避。
另一方面，我们必须看到，按世界标准，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到现在过去了将近60几年。
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都在大规模提高，在这个状态下，在世界各国生活水平都提高的情况下，中国生活水平比六十年代有所提高本来也是应该的，并不是什么成就。
就任何国家经过60年的发展，生活水平都提高了。无论是印度还是巴西，包括很多非洲国家，他们生活水平都比60年前提高了。所以如果以为今天的生活比
50、60年代的好，就是社会主义的成就，那么怎么解释印度、巴西、非洲这些国家的成就呢？怎么解释台湾、韩国、香港、日本这些国家的成就么？那难道不是
他们的生活水平比中国更高，提高的更快，那说明他们的制度比中国要好的多么？所以，所谓生活水平提高一点，比50年代好了就是成就，这个想法也同样是幼
稚。
那么，中国的水平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这个标准其实不能够关起门来用共产党宣传的那套眼光去看，而是要用国际标准。我
这里举一个国际标准，我专门做过一个计算，2007年的时候，中国全国农村居民的生活费收入大概是每天是8块人民币左右，按当时的汇率计算，合1.6美
元，那个这个水平是高还是低呢？这里有一个国际标准，那就是世界银行在2005年的时候，公布过世界银行测定的世界各国的贫困线，贫困线标准是2005
年，如果任何一个国家，国民的人均生活支出低于1.25美元，这个国家的国民就算处于贫困线以下。那么，按照这个国际标准来讲的话，2007年的时候，中
国全国农村农民平均下来，他们的生活水平就处在全世界的贫困线以下。这能说是中国的农村有巨大的进步么？这只能说是比50年代农民饿死的时候好一点，能够
吃上饭了，但决不是说，老百姓已经过上了所谓的幸福生活。因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，按国际标准来看的贫困线，生活在这样一个贫困线之下，无论如何不能讲这是
讲幸福。那是世界上各国、发达国家要去援助、救助的对象，是处于一种很可怜的状态。
那么，2005年的时候，世界银行公布的贫困人口绝大部分在什么国家呢？多半是在非洲的战乱的国家，那些打内战的国
家，部族发生冲突的国家。中国并没有国内战争。中国是所谓“发展是硬道理”的这么一个国家，已经强调多少年的连续的高速发展了。为什么高速发展了20、
30年，农村的7、8亿人民他们的人均生活水平还处在国际的贫困线之下。这说明一个问题，中国的制度其实存在严重的问题。老百姓不能够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到
好处，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。
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是最新的例子。今年7月1号，中共政府宣布城市居民、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，从2000块提
升到3500块，财政部把提升以后的纳税人口减少作为他们的工作成就来宣传，于是就提供了一个数字，我根据他们的测算，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每个月3500
块这个标准确定了以后，测算下来的结果是：中国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人口从8000万减少的2400万。但是，财政部在做这个宣传的时候忘了另外一个道理，那
就是一个国家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，通常是这个国家温饱线的下线。凡是在民主国家生活过，交纳过所得税的人都知道，如果一个家庭的月收入或者年收入，低于
个人所得税起征点，那么这个家庭是属于政府要给予一定的补贴，是属于处在温饱线边缘的状态，就是勉强温饱的状态，谈不上生活好。那么，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去
看的话，中国的全国的劳动力是将近8亿，居然只有2400万的人生活在温饱线边缘以上，剩下的98％的劳动力都生活在温饱线以下，这样的生活状态，这样的
购买力，能够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，老百姓从做的越来越大的饼当中分到了很多么？其实恰恰相反，它说明老百姓分到的越来越少了，经济增长的成果全部落在了
政府的口袋里。所以，从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，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占整个经济的比例已经从80
年代的50％左右缩减到现在的35％。换句话讲，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，使老百姓的消费能力相对的来讲是在萎缩当中的。
那么，我们对比其它国家，美国日本它们的国民收入当中，老百姓消费占70％。也就是说一个发达国家，老百姓的消费购
买力在他们本国的物价的体系里头大概占的比重应该是70％，中国只有这个一半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也能说明一个问题，其实中国老百姓的购买力其实在萎缩当
中。所以，刚才讲的财政部提供的2400万纳税人口的数据，本身其实否定了关于“饼”做大了，中国老百姓生活就越来越好。这个说法其实已经被财政部数据否
定了。
主持人：既然经济增长了，为什么老百姓的购买力会出现萎缩哪？
程晓农：中国老百姓购买力相对萎缩，在整个经济这块大饼中占的分额越来越少，首先是由于中共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造成
的。也就是中共政府在收入分配政策上完全的抛弃了社会的公正。收入分配明显的偏向于权贵阶层。而普通老百姓，普通的工人，包括农民工，他们都是以最大的劳
动强度，最长的劳动时间，领取的低于生活水准需要的最低工资，或者是最微薄的工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就出现一个情况。中国有8亿劳动力，他们在拼命工作想养
活自己，但是无论他们怎么拼命的工作，他们创造的成果绝大部分都落在了政府的口袋里，被政府和权贵集团拿走了。而老百姓自己生活是始终处于一种艰难的状
态，所谓勉强温饱，仅此而已。当然，在这个过程中就同时伴随着政府官员的贪腐。我们也知道最近铁道部外逃的姓张的局长（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），他一个
人在国外的存款就达到24亿美元。相当于 100几十亿人民币。
象这样的案子其实在中国很多，海外外逃的贪官，据中国官方的报道，他们在海外的存款达到5000亿美元。这些数字都
说明一个问题，就是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。绝大部分老百姓生活是很勉强的，处在温饱状态，经济成长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。好处是落在了贪官还有政府的
口袋里。那么相应的政府有了大笔的钱，就用这些钱去修面子工程，比方讲，前面提到从高铁到城市修建豪华大楼，还有城市的大街上弄上各种灯光，修了很多广
场，甚至包括公共厕所也修的非常豪华。这样大笔的钱，其实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，就是压缩老百姓的购买力，把老百姓应该有的收入给拿走了。
主持人：也就是说是中共的政策导致了目前这样一个局面，
程晓农：是这样，短期内来看，老百姓觉得生活比较艰难，辛苦打工，日子不见改善，更谈不上买房子。从长期情况来讲，有很多现象是普通民众从他们日常生活中直观的感受不到。
主持人：谢谢程老师的分析，由于时间的关系，关于“中国模式”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盛世还是危局，今年就先谈到这里，下次节目我们继续这个话题，谢谢程老师 。
程晓农：谢谢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！
主持人：听众朋友，今天《中国观察》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]
而
1950年以后，一直到70年代前半期，中国老百姓生活其实还不如国民党时代。很多人不去比他们爷爷辈年轻时的生活水平，不去比国民党20年代、30年代
的生活水平，而是把今天和50年代的非常低的水平去比，然后寻找一种满足感。这种满足感相当程度上是心里上的自我安慰，并不是真实的。所谓真实就是说，我
们要比的应该是比100年前，90年前的，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。那时候比现在还好，购买力比现在强多了。一个防治女工一个月有大洋，当时的袁大头，有
银元，一个月有十几块，十几块可以买几千斤米。
....
今天中国老百姓很多城市里的居民，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这个数，购买力还没有这么强。所以，实际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经过一个倒马鞍型，一个U字性。
就是 50年代，和60年代是中国最差的年代，就是上个世纪最差的时代，那么，把现在和那个时候比，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无知，对真实的一种回避。
那么，中国的水平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这个标准其实不能够关起门来用共产党宣传的那套眼光去看，而是要用国际标准。我这里举一个国际标准，我专门做过
一个计算，2007年的时候，中国全国农村居民的生活费收入大概是每天是8块人民币左右，按当时的汇率计算，合1.6美元，那个这个水平是高还是低呢？这
里有一个国际标准，那就是世界银行在2005年的时候，公布过世界银行测定的世界各国的贫困线，贫困线标准是2005年，如果任何一个国家，国民的人均生
活支出低于1.25美元，这个国家的国民就算处于贫困线以下。那么，按照这个国际标准来讲的话，2007年的时候，中国全国农村农民平均下来，他们的生活
水平就处在全世界的贫困线以下。这能说是中国的农村有巨大的进步么？这只能说是比50年代农民饿死的时候好一点，能够吃上饭了，但决不是说，老百姓已经过
上了所谓的幸福生活。因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，按国际标准来看的贫困线，生活在这样一个贫困线之下，无论如何不能讲这是讲幸福。那是世界上各国、发达国家要
去援助、救助的对象，是处于一种很可怜的状态。
那么，2005年的时候，世界银行公布的贫困人口绝大部分在什么国家呢？多半是在非洲的战乱的国家，那些打内战的国家，部族发生冲突的国家。中国并
没有国内战争。中国是所谓“发展是硬道理”的这么一个国家，已经强调多少年的连续的高速发展了。为什么高速发展了20、30年，农村的7、8亿人民他们的
人均生活水平还处在国际的贫困线之下。这说明一个问题，中国的制度其实存在严重的问题。老百姓不能够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到好处，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。
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是最新的例子。今年7月1号，中共政府宣布城市居民、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，从2000块提升到3500块，财政部把提升以
后的纳税人口减少作为他们的工作成就来宣传，于是就提供了一个数字，我根据他们的测算，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每个月3500块这个标准确定了以后，测算下来
的结果是：中国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人口从8000万减少的2400万。但是，财政部在做这个宣传的时候忘了另外一个道理，那就是一个国家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
点，通常是这个国家温饱线的下线。凡是在民主国家生活过，交纳过所得税的人都知道，如果一个家庭的月收入或者年收入，低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，那么这个家庭
是属于政府要给予一定的补贴，是属于处在温饱线边缘的状态，就是勉强温饱的状态，谈不上生活好。那么，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去看的话，中国的全国的劳动力是将
近8
亿，居然只有2400万的人生活在温饱线边缘以上，剩下的98％的劳动力都生活在温饱线以下，这样的生活状态，这样的购买力，能够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，
老百姓从做的越来越大的饼当中分到了很多么？其实恰恰相反，它说明老百姓分到的越来越少了，经济增长的成果全部落在了政府的口袋里。所以，从中国的国家统
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，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占整个经济的比例已经从80年代的50％左右缩减到现在的35％。换句话讲，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，使老百姓的消费能
力相对的来讲是在萎缩当中的。
《希望之声》国际广播电台《中国观察》。本节目由特约评论员，著名经济学家，中国问题专家何清涟、程晓农，为您解析中国经济、社会万象。我是主持人俞珊。
;)
主持人：程老师您好！
程晓农：您好！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好！
主持人：仔细观察不难发现，今天高度评价中国模式的人，往往都把眼光投向北京、上海以及一些沿海城市那超过纽约、伦
敦的都市建设，豪华的地铁、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，高速铁路等，很少关注百姓的基本权利有没有得到保障、生活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等等，即便提到对方也会认
为，那些都不重要，毕竟国家强大了，这是为什么？难道仅靠豪华的都市建设就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强大吗？
程晓农：我想这种观点，就是重视城市的高楼大厦还有城市的公共设施，把它看做一个国家发达标志，用这种观点来看的人
基本都是从社会主义国家来的，或者是从共产党国家来的。因为在这些国家人们从小被灌输的就是要从城市的建筑、街道、公共设施、还有铁路、飞机，如果这是个
男的，可能还加上对军事力量的崇拜等等，从这些方面来看一个国家是不是强大。但是，换一个角度，如果你去一个民主国家，那个看法就完全不一样了，特别是欧
美国家的民主社会的老百姓，他们的看法是正好相反。他们不认为哪个城市新建一栋高楼就代表这个国家强大，因为这些人生活在民主国家多少代，他们很清楚的知
道，在一个民主国家，国家强大不强大就反映着老百姓生活水平是不是比较高。
实际上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观点。因为公共设施虽然有帮助老百姓方便的一面，但同时它也是用公款修建的。那么，可以
想象得到，如果用庞大的公款来修建政府的办公大楼，比方讲中国现在的高铁，铁道部花了两万亿的投资在修高铁，如果继续修下去还得花一、两万亿。这些庞大的
钱，我们先不讨论它的浪费。光是这个庞大的投资，它必然挤掉政府用来关心民生的一些基本的开支。比方讲，国家的教育系统，福利系统，医疗系统，还有老百姓
最低工资，失业补助等等。所以，实际上当一个国家政府太有钱的时候，政府大笔花钱的时候，那它势必减少对老百姓民生方面的开支。所以，这笔钱到底是用在民
生上好，还是用在面子工程上，在不同的国家是有不同的看法。民主国家的老百姓认为，他们是选民，他们是国家的主人，所以他们有权来就此发表意见。老百姓可
以通过选举把总统或者总理选掉，然后换一个他们认为相对满意一些的总统或总理。同样任何一个城市的市长，都不敢违背选民的意愿，擅自动用公款修建庞大的工
程说是为了我们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。
这里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，山东一个县级市还是一个地级市的市长，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城市去访问。他也见到了加
州市的市长，中国的这位市长很大方的说，我邀请你到中国去访问，一切费用我们全包了。然后美国的市长就说，很抱歉，我没有办法邀请你来，因为我花的每一分
钱都得选民同意。他说，我们没有邀请外国市长到我们这儿开支的任何一笔费用。这个小故事在中国网上流传过，它说明一个问题，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级干部，
只要他掌权，他都有权动用公款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。比方讲，中国市长觉得，我能邀请一个美国市长到我这儿来访问，这是我这个市长的面子和荣耀，所以花公
款那是理所当然的。用不着征求老百姓的同意。因为在中国，国家的主人就是干部，并不是老百姓。老百姓只不过是政府经常挂在嘴上、口头上的一个空洞的国家主
人，没有任何权力。
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两个社会生长出来的老百姓对怎样使用公款有完全相反的看法。民主国家老百姓并不认为，一个城市修
的富丽堂皇就是国家强大的标志。但是，社会国家的人很容易就这样想，这种想法本质上讲是政府宣传下的误导。大量的税收交给政府，然后政府任意的花用，老百
姓还不觉得政府乱花了钱，反而觉得是自己的面子。这种想法说起来是有点荒谬，但是如果一个人不在民主社会生活久了，他是很难形成一个民主国家公民的观念和
公民的意识。所以，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公民的认识水准的问题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中国的老百姓其实他不够公民的资格，因为他连选举权都没有、言论自由、政治权
力等等全都不具备，没有这些权力的人谈不上是公民。中国老百姓还有一句话，经常把市长、镇长叫做父母官，那意思是我们在市长面前都是儿子，都是孙子，你们
才是我们的父母。你们养活了我们，你们做一点小事我们都要感谢你们。
但是，反过来在西方国家，没有一个老百姓会认为一个镇长或者市长是他们的父母官。首先，父母官这个词在西方就不被认
可。所以，在中国其实老百姓的观念是相当混乱的。比方讲，到底人民和官员到底谁是谁的主宰？官方宣传上经常讲，说我们党的各级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，然后讲
邓小平是人民的好儿子。可是实际上，人民的命运又主宰在邓小平这样的官员手里头。所以就出现了父母的命运被儿子主宰。这到底人民和官员谁是父母谁是儿子，
在这个问题上，在中国是一盘糊涂帐。
我们把话讲回来，讲到公共工程的修建。社会主义国家的老百姓很容易被共产党这种宣传所迷惑。除了宣传本身强调一个国
家强大与否要看公共设施外，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共产党国家的政府手头掌握的财权，不需要老百姓认可。所以，政府可以不顾老百姓的需要任意动用这些资源，在最
短时间内完成任何项目。所以，从这个角度来讲，它花钱是最有效率的，就是它花钱最爽快，不需要任何人同意。只要干部们自己批准就行了。比如市长，他经常说
我一句话这事就办了，那意思就是那几亿，几十亿，甚至几百亿的投资，他一句话就决定了。谁也不能反驳。至于这个钱是不是被贪污了，是不是被糟蹋了。是不是
该投资，是不是老百姓的生活还有更多的方面需要去增加支出。这些，官员可以完全置之不顾。所以，在社会主义国家，公共工程常常是修建的非常漂亮的。
我先举中国本身的例子。比方讲，1959年，中国开始大跃进，农村的生活非常困苦。然后紧跟着出现三年大饥荒。在三年大饥荒当中，全国老百姓饿死，全国农村饿死将近2、3千万，有的专家统计是3、4千万农民仅仅是因为没有粮食吃。
那么，与此同时，中国当时在做两件事，一件是，北京在做十大工程。从包括现在的人民大会堂，老北京火车站，还有民族
文化官等十大建筑，是改善北京市容的。这十大建筑是在最短的时间内，两、三年内全部完工。那么，完工的时间正好是中国人大批饿死的时候，中共政府绝没有说
我看着老百姓饿死，我把钱省下来，把工程停下来，先让老百姓吃上饭，少饿死一些人。在中共政府眼中，老百姓饿死并不重要，老百姓的生命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
政府的面子。所以，十大工程就是在大饥荒过程当中建起来的。用的可以这样讲是老百姓的血汗钱，生命钱。
另一方面，中国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出口大量的农产品，换取黄金，换取一些用于研究原子弹、导弹的高精尖设备，发展原
子弹和导弹。中国当时人口可以有1、2千万人不用饿死，只要把这笔钱用来进口粮食，那么老百姓的命就救下来了。但是，当时中共政府的态度是，宁可饿死中国
老百姓，也要把原子弹造出来，也要把北京的十大建筑建起来。当时，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有一句名言说，中国人民就是脱了裤子，就是没有裤子穿了，我们也得把
原子弹造出来。这个话讲的好像是豪气万丈，有些中国人傻傻的认为，他这个话讲出了我们中国人民的心声。其实，如果这个话讲的是陈毅自己家的儿女们要是饿死
了，陈毅本人没有裤子穿，他也要造原子弹，那这话还讲的还差不多。实际上他饿死的中国老百姓，是那些没有发言权的，在农村苦苦的等着那么最后几粒救命的粮
食而等不到，最后活活饿死，甚至于出现了父母饿的没办法了，把死去的小孩的肉拿来吃。所以刘少奇后来讲过，说人相食要上书的，意思就是说，中国历史上什么
时候出现了一个朝代，老百姓互相吃自己家族的人肉了，这样的历史的惨状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成就。但是，中国的老百姓在当时就愚昧的被政府骗了，然后相信了中
共政府造原子弹，造导弹，造十大建筑这些成就都是很巨大的。
那么，这种现象也不是在中国才独有的，其实苏联也一样。我个人曾经到苏联去过多次，待过相当长的时间，对彼得堡，就
现在的圣彼得堡，当年叫列宁格勒，还有莫斯科，大量的豪华建筑深有印象。另外，莫斯科的地铁到今天还是非常豪华的。那么，建立这些房子和地铁的年代就是苏
联的二战以后开始的。所以，当时的苏联在二战以后集中国力修建大批的豪华建筑。这些建筑还有地铁的标准按四十年代末期，五十年代当时的国际标准来衡量，都
是名列世界前茅的。。所以，按当时的苏联和欧美国家比较，苏联似乎是最强大的国家。因为它能够从最短时间内建成这样大的工程。但事实上，后来证明，苏联只
不过是把老百姓的生活扔在一边不管，让老百姓勒紧裤腰带，然后政府把钱集中起来盖这些工程了。这个到底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是社会主义的毛病，这是一个很
值得深思的问题。我个人不认为共产党国家的这种做法证明了这些国家的强大，相反，它证明了这些国家仍然处在专制统治里头。
主持人：中共政府一直有一种说法，就是，经济增长得快一些，国民收入的“饼”做得大一些，大多数人便能从中获益。但实际情况我们看到的是，从中国经济发展中获益的只是一小部分权贵，而大多数国民却获益很少，这是为什么？
程
晓农：首先说明一点，很多中国人经常把现在和五十年代最贫困时候的生活做对比，觉得现在总算能吃饱饭了，似乎只要吃饱饭了，中国老百姓就幸福了。这个标准
太低了，说的难听一点就是太贱了。为什么呢？其实，五十年代中国人的生活水准低，很多情况下低于国民党时代。有一些历史学家查阅了民国时期，国民党时代，
二十年代、三十年代当时城市的工人生活。比方讲，一个纺织厂的工人或者邮局的小职员。当时他们的收入水平，按购买力来讲，比今天的很多同类的人要高的多。
也就是说，在二、三十年代，工人如果有一份城市的工厂或者一个机构里工作的薪水的话，那它的生活水平比今天并不差。
而1950年以后，一直到70年代前半期，中国老百姓生活其实还不如国民党时代。很多人不去比他们爷爷辈年轻时的生
活水平，不去比国民党20年代、30年代的生活水平，而是把今天和50年代的非常低的水平去比，然后寻找一种满足感。这种满足感相当程度上是心里上的自我
安慰，并不是真实的。所谓真实就是说，我们要比的应该是比
100年前，90年前的，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。那时候比现在还好，购买力比现在强多了。一个防治女工一个月有大洋，当时的袁大头，有银元，一个月有十
几块，十几块可以买几千斤米。
今天中国老百姓很多城市里的居民，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够这个数，购买力还没有这么强。所以，实际上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是
经过一个倒马鞍型，一个U字性。就是50年代，和60年代是中国最差的年代，就是上个世纪最差的时代，那么，把现在和那个时候比，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无知，
对真实的一种回避。
另一方面，我们必须看到，按世界标准，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到现在过去了将近60几年。
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都在大规模提高，在这个状态下，在世界各国生活水平都提高的情况下，中国生活水平比六十年代有所提高本来也是应该的，并不是什么成就。
就任何国家经过60年的发展，生活水平都提高了。无论是印度还是巴西，包括很多非洲国家，他们生活水平都比60年前提高了。所以如果以为今天的生活比
50、60年代的好，就是社会主义的成就，那么怎么解释印度、巴西、非洲这些国家的成就呢？怎么解释台湾、韩国、香港、日本这些国家的成就么？那难道不是
他们的生活水平比中国更高，提高的更快，那说明他们的制度比中国要好的多么？所以，所谓生活水平提高一点，比50年代好了就是成就，这个想法也同样是幼
稚。
那么，中国的水平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？这个标准其实不能够关起门来用共产党宣传的那套眼光去看，而是要用国际标准。我
这里举一个国际标准，我专门做过一个计算，2007年的时候，中国全国农村居民的生活费收入大概是每天是8块人民币左右，按当时的汇率计算，合1.6美
元，那个这个水平是高还是低呢？这里有一个国际标准，那就是世界银行在2005年的时候，公布过世界银行测定的世界各国的贫困线，贫困线标准是2005
年，如果任何一个国家，国民的人均生活支出低于1.25美元，这个国家的国民就算处于贫困线以下。那么，按照这个国际标准来讲的话，2007年的时候，中
国全国农村农民平均下来，他们的生活水平就处在全世界的贫困线以下。这能说是中国的农村有巨大的进步么？这只能说是比50年代农民饿死的时候好一点，能够
吃上饭了，但决不是说，老百姓已经过上了所谓的幸福生活。因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，按国际标准来看的贫困线，生活在这样一个贫困线之下，无论如何不能讲这是
讲幸福。那是世界上各国、发达国家要去援助、救助的对象，是处于一种很可怜的状态。
那么，2005年的时候，世界银行公布的贫困人口绝大部分在什么国家呢？多半是在非洲的战乱的国家，那些打内战的国
家，部族发生冲突的国家。中国并没有国内战争。中国是所谓“发展是硬道理”的这么一个国家，已经强调多少年的连续的高速发展了。为什么高速发展了20、
30年，农村的7、8亿人民他们的人均生活水平还处在国际的贫困线之下。这说明一个问题，中国的制度其实存在严重的问题。老百姓不能够从中国的发展中得到
好处，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。
我再举一个例子，是最新的例子。今年7月1号，中共政府宣布城市居民、工薪阶层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，从2000块提
升到3500块，财政部把提升以后的纳税人口减少作为他们的工作成就来宣传，于是就提供了一个数字，我根据他们的测算，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每个月3500
块这个标准确定了以后，测算下来的结果是：中国交纳个人所得税的人口从8000万减少的2400万。但是，财政部在做这个宣传的时候忘了另外一个道理，那
就是一个国家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，通常是这个国家温饱线的下线。凡是在民主国家生活过，交纳过所得税的人都知道，如果一个家庭的月收入或者年收入，低于
个人所得税起征点，那么这个家庭是属于政府要给予一定的补贴，是属于处在温饱线边缘的状态，就是勉强温饱的状态，谈不上生活好。那么，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去
看的话，中国的全国的劳动力是将近8亿，居然只有2400万的人生活在温饱线边缘以上，剩下的98％的劳动力都生活在温饱线以下，这样的生活状态，这样的
购买力，能够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，老百姓从做的越来越大的饼当中分到了很多么？其实恰恰相反，它说明老百姓分到的越来越少了，经济增长的成果全部落在了
政府的口袋里。所以，从中国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，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占整个经济的比例已经从80
年代的50％左右缩减到现在的35％。换句话讲，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，使老百姓的消费能力相对的来讲是在萎缩当中的。
那么，我们对比其它国家，美国日本它们的国民收入当中，老百姓消费占70％。也就是说一个发达国家，老百姓的消费购
买力在他们本国的物价的体系里头大概占的比重应该是70％，中国只有这个一半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也能说明一个问题，其实中国老百姓的购买力其实在萎缩当
中。所以，刚才讲的财政部提供的2400万纳税人口的数据，本身其实否定了关于“饼”做大了，中国老百姓生活就越来越好。这个说法其实已经被财政部数据否
定了。
主持人：既然经济增长了，为什么老百姓的购买力会出现萎缩哪？
程晓农：中国老百姓购买力相对萎缩，在整个经济这块大饼中占的分额越来越少，首先是由于中共政府的收入分配政策造成
的。也就是中共政府在收入分配政策上完全的抛弃了社会的公正。收入分配明显的偏向于权贵阶层。而普通老百姓，普通的工人，包括农民工，他们都是以最大的劳
动强度，最长的劳动时间，领取的低于生活水准需要的最低工资，或者是最微薄的工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就出现一个情况。中国有8亿劳动力，他们在拼命工作想养
活自己，但是无论他们怎么拼命的工作，他们创造的成果绝大部分都落在了政府的口袋里，被政府和权贵集团拿走了。而老百姓自己生活是始终处于一种艰难的状
态，所谓勉强温饱，仅此而已。当然，在这个过程中就同时伴随着政府官员的贪腐。我们也知道最近铁道部外逃的姓张的局长（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），他一个
人在国外的存款就达到24亿美元。相当于 100几十亿人民币。
象这样的案子其实在中国很多，海外外逃的贪官，据中国官方的报道，他们在海外的存款达到5000亿美元。这些数字都
说明一个问题，就是中国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。绝大部分老百姓生活是很勉强的，处在温饱状态，经济成长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好处。好处是落在了贪官还有政府的
口袋里。那么相应的政府有了大笔的钱，就用这些钱去修面子工程，比方讲，前面提到从高铁到城市修建豪华大楼，还有城市的大街上弄上各种灯光，修了很多广
场，甚至包括公共厕所也修的非常豪华。这样大笔的钱，其实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，就是压缩老百姓的购买力，把老百姓应该有的收入给拿走了。
主持人：也就是说是中共的政策导致了目前这样一个局面，
程晓农：是这样，短期内来看，老百姓觉得生活比较艰难，辛苦打工，日子不见改善，更谈不上买房子。从长期情况来讲，有很多现象是普通民众从他们日常生活中直观的感受不到。
主持人：谢谢程老师的分析，由于时间的关系，关于“中国模式”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是盛世还是危局，今年就先谈到这里，下次节目我们继续这个话题，谢谢程老师 。
程晓农：谢谢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！
主持人：听众朋友，今天《中国观察》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]
